中国应该跨出关键性的第二步了（下）
——评十八大以来的政治路线
张宏良
第三，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要与建立吐故纳新的自我净化功能结合起来。十八大以来新班子成功的地方，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这个问题虽然不像反腐败那样轰轰烈烈、尽人皆知，但是其意义要远远超过反腐败。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文明多么悠久，一旦意识形态被摧毁，整个国家被摧毁就只剩下时间问题了，要想逃过厄运的概率几乎是等于零。苏联的解体就证明了这一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十八大以来以恢复和重振对社会主义的自信、对东方文明的自信、对民族复兴的自信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整顿，终止了中国在解体道路上的滑行，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成就。
但是，回顾四年来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三次整顿就会发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弹特别频繁，每一次整顿的结果，都是很快又回到原有状态，意识形态各个部门又会被反共反华的极右势力重新占领，左翼爱国力量又会再次陷入被打压被封杀的状态。以至于著名的右翼学者吴稼祥由此总结出了一条规律，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每一次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右斗争，结果都是比以前更右。他们认为，中国左翼就是在这种“右翼猖獗——进行反右——结果更右”的恶性循环中，不断被边缘化和妖魔化，最终变成了一个负面的敏感词汇。中国意识形态也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不断被瓦解，最终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主导的意识形态。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东方文化的意识形态，几乎已经被打扫干净，特别是在大中学校里，社会主义和东方文化，几乎已经完全成了一种用来批判的负面东西，包括校长和党委书记在内的绝大部分教师，无不以嘲弄和践踏社会主义和东方文化，作为课堂的调料。
这种恶性循环如果放在改革开放的以往时期，往往是经历一次反复中央也就认栽了，从此任凭意识形态极右思潮泛滥成灾，闭起眼睛来不再过问。但是十八大以来，新班子似乎已下定决心，非要把意识形态扭转过来不可，所以几经反复，纵然坚持不懈，目前已形成了四年来的第三次整顿。可是，如果不找出意识形态领域总是反弹的根源，不解决这个反弹的根本问题，那么无论整顿多少次，结果也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并且会一次比一次更加西化，更加极右。上次反弹就是典型，当时居然把以反毛反共反华而著名的美国水军司令薛蛮子，请到了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作为中心嘉宾，委托此人担负起中国网络舆论的主导责任。如果不是北京市公安局和国安会及时出手，逮捕薛蛮子终止了这场闹剧，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反复的问题根源出在哪里呢？就出在意识形态部门缺乏吐故纳新的自我净化功能上。意识形态的自我净化功能，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坚如磐石的重要基础，无论爆发什么革命，怎样改朝换代，所建立的社会也仍然是封建社会，并且还是越来越完善的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同样是具有意识形态自我净化功能，所有与西方意识形态相抵触的东西根本没有存身之地。我们曾经问过西方记者，在美国骂耶稣，在英国骂女王，在日本骂天皇，会有什么后果？所有的回答都是，即使不承担法律后果，反对者的社交大门也会就此关闭，根本不可能在原有圈子中再生活下去。就是意识形态的自我净化功能。而今天中国意识形态却缺乏这种自我净化功能，十八大以来中央要回归和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是意识形态部门却不具备净化非社会主义思想的功能，不仅不会净化非社会主义思想，反而会全面彻底地净化社会主义思想。这就使中央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整顿，每一次都是白费心血，没有作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部门，不仅没有排异功能，反而形成了自我否定功能？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改革开放初开始，邓小平“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反左路线，特别是把“猫论”作为意识形态，向全党全社会甚至从小学开始就强制性灌输，已经把社会主义思想变成了一种异端邪说，从而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排异反应，只要一听社会主义就认为是极左，就会本能地加以排斥和否定。直到今天中国的媒体和出版社，只要没有领导专门批准，没有一个编辑敢于刊发左翼一个字；同样，只要没有领导专门禁止，没有一个编辑会拒绝刊发右派一个字。这种状况就是中国意识形态的自我排异和自我否定功能，或者说是反向的自我净化功能。上届领导班子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中央这个层面果断停止了反左的提法，但是由于没有指出邓小平反左是错误的，意识形态的自我排异和否定功能仍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思想就仍然是意识形态排斥的对象。这也是我们左翼爱国力量坚持批邓的原因，不批邓社会主义思想就根本无法占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其次，包括意识形态部门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缺乏社会主义自信和东方文化的自信。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应该是这个国家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东西，应该是到处宣传的东西。就像当初新中国和今天西方人一样，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特别是美国，从奥巴马到普通记者，在任何场合都十分自豪地宣传它的意识形态，只要看到违背本国意识形态的东西，就要自觉进行抵制和批评，就像当初新中国总是批判西方帝国主义到处侵略，如今西方国家总是批判中国“人权”一样，即使是身在对方国家也照样批判，以此来捍卫自己的意识形态，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去年罗马教皇方济格跑到美国去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批判美国等帝国主义侵略和杀戮，所捍卫的就是基督教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可是我国的党员干部，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在对外场合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样就会使国内意识形态部门产生一个错觉，误以为社会主义思想只是对内宣传用的，并非真的是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而就容易把西方人理直气壮宣传的那一套，看成是中国意识形态的真正内容，真正价值观。由此就形成了意识形态部门绝大部分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排斥。并且这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排斥和否定，会逐渐变成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人员的一种本能，只要没有中央专门强调，这种本能就会推动他们把反左反社会主义甚至反党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本职工作。
由此可见，中国意识形态反毛反社会主义甚至反共反华的倾向，已经固化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一种基本功能。党中央抓一下，它就向左边迈一步，只要一放松，它就又会不由自主地弹回到右派立场上。这个问题，绝不是搞几次整顿就能解决的。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有矛盾的性质决定的。要建立中国意识形态的自我净化功能，一方面必须解决吐故纳新的管理机制问题，意识形态部门不同于其他部门，不能按照一般的年头和政绩进行新老交替，而必须不断吸收意识形态部门之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否则意识形态部门就会变成一个单纯拿工资吃饭的地方，不可能建立起共产主义信仰，甚至连宗教道会门的信仰都建立不起来。另一方面，我们的各级干部必须真信社会主义，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理直气壮地宣扬社会主义，而不是西方人喜欢听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西方人不喜欢听的我们就一个字都不说。比如我们讲了三十年的所谓“国情论”，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典型的投降主义理论。说人权要考虑中国国情，等于是承认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正确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和普世价值，只是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而已。这种说法越说越被动，等于号召国内意识形态部门要服从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为西方意识形态是正确的，只是与我们国情不同，我们要逐渐适应。如此一来，哪还有半点儿自信？意识形态问题是个自信问题，首先是领导人要自信。当中国官员从上到下包括一个小小科长，都能在外国人面前高谈社会主义，高谈东方价值观时，中国意识形态的我净化功能，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
在此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意识形态自我净化功能需要建立的是“吐故纳新”机制，而不是“吐故纳旧”机制。吐故纳新是指不断吸纳人民群众中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官场内部的自我循环。如果人员交替只是限于官场内部割韭菜式的同质交替，那只能算是吐故纳旧，属于封闭循环，这种封闭循环结果只能是加剧意识形态部门的堕落和腐烂，不会起到任何积极作用。比如今天的媒体管理特别是网络媒体管理，要想把媒体舆论控制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手中，就必须从长期从事实际斗争的广大网民中进行选拔，选拔那些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坚持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坚持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自干伍”，把他们吸收到各大媒体中来，吸收到媒体监管部门中来，这些人既有马列主义水平，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特别是长期没有任何报酬的实际斗争，考验了他们的无私品质和奉献精神，完全可以担当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和管理任务，是历史给我们党专门培养的一批优秀人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当然，这个力量不仅限于网络方面，而是存在于社会各个方面，可以说当今中国左翼爱国力量的全面崛起，已经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的组织基础。是当今中国的一大优势。
第四，把一带一路战略与解决“三海”问题结合起来，通过和平崛起积极地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自从八十年代邓小平用“猫论”彻底摧毁了中国道德体系和政治文明以来，后来历代中国领导人都试图恢复中国道德体系和占据人类政治文明的制高点，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和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今天习总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层面已经占据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制高点。
就拿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五有社会”（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来说，就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民大众和世界各国人民大众的共同愿望。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概括人民群众生死追求的口号，一个是毛主席的“打土豪分田地”，另一个就是科学发展观的“五有社会”。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届领导人一直在努力摘掉邓小平强加给中华民族的“野蛮落后”的帽子，努力占据并且一直占据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制高点。
今天习总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次占据了当今时代人类政治文明的制高点。它概括了人类社会各种革命力量和各个宗教的最高理想，也包括了我们共产党的理想，完全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大同世界”理想的现代版。并且中国不仅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目标，同时还确立了实现这个目标的一带一路战略，让全世界从中国迈出的这第一步中，就已经看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一体化发展的重大贡献。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是在中国向美国承诺遵守和维护美国制定的世界规则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中国迈向国际社会的每一步，都是通过改变美国制定的世界规则为前提的。这就形成了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个极大软肋。一带一路战略意味着中国的根本利益已经在全世界铺开，那么这些利益依靠什么来保护呢？
首先不能依靠美国制定的规则来保护，这些规则都是奴役世界的殖民规则，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规则，跟着这个规则走，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只能是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做嫁衣裳”。其次，也不能像美国等帝国主义那样用武力来保护，重蹈西方国家几百年来传统的“持剑经商”道路。那样以来，也就违背了我们和平崛起的初衷，辜负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望，把自己变成了帝国主义。
那么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强大力量震慑住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挑衅，凭借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障一带一路战略建立在合理的世界规则基础上。除此之外，绝没有第二个选择。这里就要处理好和平崛起与敢于战争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平崛起是我们的意愿，也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也是未来大同世界的普遍发展道路。但是，和平崛起的前提，是敢于迎接战争，能够打赢战争，只有在能够打赢战争的前提下，和平崛起才能够成为现实。否则，和平崛起就是懦夫弱者的一句空话。
和平崛起是强者的选择，而不是弱者的祈求。中国必须在能够保障本国利益和安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只有在统一台湾、收复钓鱼岛、保证南海不受侵犯的情况下，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才能够得到保障，两条丝绸之路才能够畅通，中国铺向欧亚非三大州的利益才能够得到保证。否则，如果连台海问题、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这些自身领土领海都保不住，特别是连祖国统一都实现不了，那么一带一路就会变成美国等西方国家嘴里的肥肉。一带一路战略就会由辉煌的千古伟业变成惨痛的历史教训。在此，更加适用于习总那句话“打铁需要自身硬”。中国只有能够解决自己的领土领海和周边问题，才能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主动地而不被动地融入到世界一体化之中，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总之，综合上述四个方面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出的的第一步，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能否迈出第二步。如果能够迈出第二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已经近乎成功；如果迈不出第二步，那么第一步留下的就是灾难。
三，第二步的关键是创造出发动群众的新方法
如前所述，十八大以来民族复兴第一步迈出的结果如何取决于能否迈出第二步，而能否迈出第二步则取决于能否发动群众，创造出一种发动群众的新的历史形式。十八大以来我们之所以一直反复指出，民族复兴和共同富裕的新的政治路线能否落实，关键是发动群众。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所有社会变革，无论是封建阶级的社会变革还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变革，都离不开发动群众，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变革，就更加离不开发动群众。没有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再好的政治路线最终也只能束之高阁，根本无法落到实处。
科学发展观的“五有社会”就是一个深刻教训。因为不敢发动群众，结果就是官僚富豪打着建设“五有社会”的旗号，把住房、教育、医疗等变成了与“五有社会”完全相反的暴利产业，彻底摧毁了“五有社会”的辉煌蓝图。可见，不仅革命是由人民群众完成的，任何社会进步，都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没有群众，就没有进步。
但是，由于这一代领导人对于发动群众有着天然的负面情结，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极右势力又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妖魔化文革，妖魔化群众运动，把发动群众固化为只有文革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又是这一代领导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这就形成了十八大以来政治路线的最大障碍和枷锁。只有通过创造出一种新的群众运动形式，才能跨出决定党和国家根本命运的第二步。我们现在天天喊创新，其实，当今中国最迫切需要的创新，就是创造出一种与当今中国相适应的新的群众运动形式。这个创新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真正创新。
其实纵观人类历史就会发现，群众运动并非只有文革那么一种形式，而是具有多种形式。所谓发动群众和群众运动，无非就是创造一种让人民大众能够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形式和政治制度。如同同一种食材有多种多样的烹制方法一样，同样的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也具有多种多样的不同实现形式。毛主席采用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是一种形式，这是与网络时代相适应的最高民主形式，所以中国老百姓在拼命捍卫这种形式；拿破仑采用大炮和刺刀强制议会把民众意愿变成法案，也是发动群众的一种形式，所以拿破仑孤身一人从厄尔巴岛逃回法国后，一路走到哪里，哪里的法国老百姓就扔掉工具，成为拿破仑的士兵，当拿破仑走到巴黎时，身后就又有了百万大军；普京宁可财政崩溃也要保住俄罗斯老百姓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免费水电气等福利保障制度，同样是一种发动群众的形式，所以俄罗斯老百姓才变相建立了普京总统终身制。
我们本届领导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就必须把13亿中国人民充分发动起来，创造出一种与这一宏伟大业相适应的新的群众运动形式，切忌因噎废食，因无法跨越文革情节而放弃群众运动本身，错过历史创造的伟大机遇。历史总是为伟大的历史事件创造出伟大的历史力量以及发挥这一伟大历史力量的历史形式。当今中国就具备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群众力量以及发挥这一伟大力量的新的群众运动形式。就这一点而已，当今中国领导人是古往今来实现社会历史飞跃的最幸运一代领导人。历史把一切都给准备好了，只要顺其自然，就能够达到宏伟大业的历史峰巅。具体来讲就是顺应民意，载舟于民意之上，撤掉专门用来对付群众的维稳力量，根本不需要花力气去稳定群众动员群众，就会形成95%以上群众的自觉支持，成为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
这是包括毛主席，邓小平，普京，拿破仑在内的任何领导人都不曾遇到的独一无二的历史优势。当年毛主席走上历史舞台时，民意基础在哪里，并不是很明显，是毛主席力排众议，把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作为民意基础，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此前邓小平搞改革，民意基础同样不是很明显，是邓小平从平反天安门事件开始，一个又一个地不断满足“民意”要求，才能够不流血地恢复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特别是能够不流血地端掉工人的铁饭碗和大锅饭，同样是因为满足了当时老百姓渴望收入有差别的民意要求。可以说，邓小平能够和平地端掉工人的铁饭碗和大锅饭，与毛主席能够和平地让资本家主动把企业变成公有制，堪称是人类经济史上两大奇迹。后来普京带领俄罗斯重返强国地位，同样不知道民意基础在哪里，是普京坚持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宁可国家财政破产，也绝不废除老百姓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免费享有水电气等公共基础设施，由此才把俄罗斯人民发动起来，扭成一股绳，实现了强国梦。
相比之下，当今中国的民意基础则十分明显，既不需要去发现，也不需要去创造，更没有巨大的历史风险。这就是，政治上恢复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经济上恢复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不需要达到古巴，朝鲜那种水平，能够达到俄罗斯水平就可以，俄罗斯GDP只有广东省那么多，俄罗斯能做到的，中国更加不应有问题。），外交上收回台湾，实现国家统一。这三件事只要做到其中一件特别是第一件，老百姓就会山呼万岁，能够三件都做到，东海南海问题将自行解决，周边矛盾将风流云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即刻就会实现。这一代领导人就会与历史上历代伟大领导人相并列。而要做到这三件事，无论是站在民意的角度，还是站在国力的角度，都根本不成问题。就这一点来讲，仅就这一点来讲，本届许多领导人在许多场合讲的那句话是完全正确的——中华民族距离伟大复兴只有几步之遥。这个判断毫不夸张，事情的确是如此，中国的国力已经十分强大，民意基础已经形成，做到上述三件事，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中国高层智囊总是把俄罗斯当做失败的典型，嘲笑俄罗斯的GDP只相当于自己的一个广东省。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加要问一问自己，为什么“经济弱国”俄罗斯能做到的，我们反而做不到呢？为什么俄日之间的争端领土在俄罗斯手上，中日之间的争议领土却在日本手上；为什么俄罗斯能够把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划入俄罗斯版图，中国南海210万领土领海却被西方在法律上划出了中国版图；为什么俄罗斯能够收复车臣，实现祖国统一，中国却不能收复台湾，甚至连统一这两个字都不提了？我们软弱的根源在哪里？是我们的军队不行吗？不是！是我们的党不行吗？也不是！是我们的人民不行吗？更不是！是因为我们军队和国家的腐败吗？同样不是。因为腐败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人丧失了信仰和对未来的信心才会腐败，而不是腐败以后才会丧失信仰和信心。国家和军队同样如此，只有失去了明天的国家和军队才会腐败，而拥有明天的国家和军队绝不会腐败。目前中国缺少的不是物质因素，而是精神因素。这就是中国老百姓要求回归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因。
人民看得比政府远，所以政府最需要做的是顺应人民。尽快恢复毛主席的历史地位，一旦毛主席的历史地位恢复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地位也就自然会恢复。因为毛泽东代表着信仰，代表着精神，代表着明天。而当今中国缺少的就是信仰，就是精神，就是明天。只要拥有了这些，腐败就会不反自消，人民就会振奋精神，军队就会气势如虹，国家就会由目前的肥大国家变成强大国家。
有人总是认为用邓小平理论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猫论”，“猫论”的实质作用就是人人自私自利，社会一片腐败，国家一盘散沙。国家经济规模再大也只是肥大，永远不可能走向强大。这是历史和实践已经反复证明的基本真理。所以，即使是抛开是非对错不论，单纯从国家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也应该尽快抛弃邓小平“猫论”，否则，整个党和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有可能成为邓小平“猫论”的殉葬品。
现在党内体制内总是有人担心，摘掉对毛主席三七开的紧箍咒，改变对邓小平的评价，会导致文革再来。其实这个担心没有任何必要，完全是多余的。
一是文革时代已经到来了，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帖子，就是当年的文革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现象，是网络时代的舆论特点，是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的表现形式，是建立新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物质基础，是“中国道路”将要对世界政治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习总要求全党干部上网，这个要求本身就说明，文革大字报那种大民主，完全可以和今天的民主政治相结合。并且全党干部上网这个行动本身，就已经使中国共产党走在了世界政治文明的前头。
二是文革那种形式永远不会再有了。人类文明总是不断进步的，革命的形式同样也是在不断进步的。新出生的婴儿会满身污秽，但是绝不意味着这个婴儿永远满身污秽。文革的大众民主运动也是如此，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就如同新生婴儿一样，浑身沾满了血腥和污秽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母亲会因此而丢掉这个婴儿。当然，我们既不能因为分娩过程的污秽血腥而掐死婴儿，同样也不能因为是新生命的诞生就不去清洗掉污秽血腥。我们要把文革的过程和文革的意义区分开来，既不能因为过程的混乱动荡而否定其伟大意义，也不能因为意义伟大而否定其过程的混乱动荡。这两个方面都要看到，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无论怎么看，作为新生事物不可避免的成长代价，那种混乱和动荡的群众运动都已经成为了过去，不可能再简单重复了。
新的文革已经开始了，旧的文革不会再来了。中国没有必要因惧怕文革而甘愿陷入腐败腐烂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中国应该走出这个权贵富豪自我打造的心灵地獄了。境由心造，物随心转。心是什么，眼见什么。心是天堂，满眼光明；心是地獄，满眼黑暗。与其说是文革可怕，倒不如说是中国精英集团的心灵可怕，正是们可怕的心灵，把文革的树影婆裟，看成了是鬼影憧憧。今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半夜社论”，已经跨出了积极的第一步，就是指出要把文革的时间和事件区分开来，接下来就应该跨出第二步，再把文革的过程和意义区分开来。有了这两个区分，文革的心结就能够打开，前后三十年才能够真正统一，整个民族才能扭成一股绳，民族复兴才有希望。
此前我们曾经多次讲过，天亮之前是最黑的时候，生命诞生之前是最痛苦的时候，民族复兴之前是最危险的时候。如今中华民族就处于这个时候，距离伟大复兴只有几步之遥，同样距离亡国大难也只有几步之遥。如何选择这几步，将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最关键的几步！
如何走好这几步，既要看中国老百姓怎么走，又要看中国共产党怎么走，当然，关键还是中国共产党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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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