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跨出关键性的第二步了（上）
——评十八大以来的政治路线
张宏良
多年来我们一直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崛起或毁灭的十字路口，要么崛起，要么毁灭，绝没有第三种选择。前任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基本接受了中国左翼这个历史判断，指出“当今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历史挑战也前所未有。”两个前所未有，就是对十字路口的官方概括，是当时党内外复兴力量的政治共识。十八大之后，习总领导全党再次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几乎已经走到了崛起或毁灭的十字路口尽头，再有一步就要踏上崛起或毁灭的历史临界点，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生存还是毁灭？”哈姆雷特王子的这个问题，摆在了中华民族的面前，摆在了13亿中国人民的面前，更是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你关心也好，不关心也好，无论你是忧国忧民，还是醉生梦死，都不会躲过这个崛起或毁灭的历史选择。虽然幸福可能会因为你漠不关心而擦肩而过，但是灾难决不会因为你漠不关心而擦肩而过的。无论是当年遭受八国联军和日军入侵的中国，还是今天遭受美国侵略的伊拉克和利比亚，炮弹都不会因为你对国家灾难漠不关心而放过你。所以中国人民应该振作起来，携手跨越毁灭的威胁，迎接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
一，习总领导全党跨出了民族复兴第一步
十八大以来，习总领导全党在四个方面朝着民族复兴的方向跨出了极其难得的第一步，初步刹住了中国继续滑向毁灭深渊的危险。这是来之不易的极其艰难一步，也是决定命运的至关重要一步。
第一，实现了由分权制改革向集权制改革的转变，由党政分开的改革回归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一步对挽救党和国家极端重要，其意义不亚于当年的遵义会议。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分权让利，党政分开”，就是这个改革基本原则把中国推向了大崩溃的边缘。
首先，就分权式改革而言，其本质就是纵官为贪，牺牲百姓。所谓分权让利，是指把中央各部门官员的权力分给地方官员，而不是把权力分给老百姓；让利也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让利，也不是向老百姓让利。说到底，分权让利是调整官僚集团内部的分配关系，并且这种调节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向调节。
这种反向调节的直接结果，就是造成官权泛滥，对上解除了中央政府各个部门的约束，对下解除了毛主席建立的人民大众的约束，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权力真空和空前的官权泛滥。地方官权泛滥的程度甚至超越了历史上的皇权，我们多次指出的把“宝贝”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就是过去皇帝也做不到的事情。而现在随便一个县长镇长和院长校长就能够做到。
可以说，当今中国的腐败，两极分化和官民对立，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私有化泛滥，都是官权泛滥的结果。纵观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凡是中央集权搞得比较好的时期，都是国泰民安的时期，相反，凡是中央集权受到削弱的时期，都是国破家亡的时期。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可以说全都站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制高点，最终全都是毁于官权泛滥。
当初邓小平之所以选择分权式改革，把各个地方各个单位的男人变成官员随意驱使的奴仆，把女人变成官员任意玩弄的婢女，就是为了把官员变成老百姓的对立面，以便彻底摧毁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建立和巩固邓小平的绝对统治地位。但是，短视的邓小平没有料到，他在摧毁毛主席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同时，也摧毁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制度根基——中央集权制。
其次，就党政分开的改革而言，可以说是彻底摧毁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改革。道理很简单，共产党是执政党，一旦实行了党政分开，共产党也就无政可执，就会像中世纪的僧侣集团那样，完全变成寄生性集团。结果也只能象中世纪僧侣集团那样，虽然还有统治阶级的第一阶级名义，但是已经失去了执政的历史合法性，很快就被推翻了。
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的改革，不仅误导了中国，同时也误导了苏联和东欧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这些国家的改革原则。苏联东欧垮台和解体的悲剧，就是与此有关。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强调，苏联东欧的垮台，与其说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结果，不如说是邓小平错误改革诱导的结果。这一点连戈尔巴乔夫都看到了，当被问到苏联改革悲剧的根源时，戈尔巴乔夫只回答了一句话：苏联没有邓小平式的人物。因为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联的改革逻辑和中国是一样的，之所以苏联垮台而中国没垮，就是由邓小平军头身份的强硬路线决定的。
其实，戈尔巴乔夫对这个问题只答对了一半。中国之所以没有垮，是因为毛主席生前就预见到了苏联垮台这一步，事先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政治大演习，打造出了能够反对西方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人民大众以及她的代表中国左翼爱国力量。是中国左翼爱国力量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主要力量都已经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彻底丧失信心时，挺身而出，率领人民群众誓死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此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才保住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使中国没有变成第二个惨遭解体的苏联东欧，没有变成第二个血流成河的中东国家。
多年来，中国左翼爱国力量一直坚决反对“分权让利”和“党政分开”的自杀式改革；一直强调指出把共产党“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再通过党政分开把执政党变成旁观党，完全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党内腐败势力以及党内腐败势力的代表汉奸右派设立的政治陷阱。中国共产党决不能踏入这个政治陷阱。由于党政分开是当时不容置疑的改革纲领性原则，反对这个原则必然要遭到从国家到单位方方面面的严厉打击，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虽然中国左翼爱国力量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作出了巨大牺牲，但是，毕竟熬过了最残酷的严冬，坚持到了重庆千日维新，坚持到了十八大，坚持到了习总最终扭转这种自杀式改革的今天。
第二，迈出了意识形态回归的重要一步，实现了由各种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虽然这种转变还只是形式上的转变，但是毕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堵塞了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前面所述中国走上自杀式改革的根本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背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造成的。所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信仰问题，是当今中国十分迫切的问题。
而比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更加可怕的，是强制推行猫论，强制全民族信仰金钱。一个民族没有信仰是可怕的，但是一个民族只信仰金钱，比没有信仰更加可怕。就是因为没有了人的崇高信仰，只剩下动物的感官追求，所以各种西方思潮才趁虚而入，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上的宪政主义，文化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才占据了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成为了全面指导中国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全民族的基本信仰。
后来，当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上述三大主义的根本目标是要夺取政权时，便开始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坚决反击。但是此时的反击已经为时太晚，因为中国已经放弃了崇高的共产主义，失去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武器，没有了用主义反对主义的道义力量，而只能用行政权力和国家武力去反对三大主义的颠覆势力。
虽然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提出了一个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特色社会主义”，可是“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已经变成了全面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如此以来，中国便把自己置于了道德弃儿的地步，变成了全世界道义教科书的反面例证，几乎全世界的竞选者都把在道义上批判中国，变成了捞取百姓选票的主要手段。
政治伦理决定社会伦理，政治道德决定社会道德。作为共产党不信仰共产主义，而公开高举金钱旗帜，结果就是不仅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崩溃，而且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伦理体系的崩溃，无一物不造假，无一食没有毒，无一人可信任，就是强制全党全民信仰金钱、信仰西方、信仰共产党的敌对理论和主义的结果。
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左翼爱国力量投入的批判超过任何一个方面。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虽然人有自私的一面，但是作为执政党作为政府，决不能鼓励人的自私，更不能把自私写在国家的旗帜上。虽然信仰是当前不能实现的，甚至是一辈子和几辈子都不能实现的，但却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类社会和兽类社会的根本区别。有信仰的社会就是人类社会，没有信仰的社会就是兽类社会。而一个兽类社会，无论经济怎么发达，也绝不会被文明世界所接受。这就是世界各国领导人竞选，都把中国作为反面典型的根本原因。
现在好了，意识形态开始了艰难的回归。十八大以来，中央拨乱反正方面耗费精力最大的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拨乱反正几经起伏波动，几次反复拉锯，目前终于确定了方向，就是“不忘初心”。共产党的初心是什么，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共产党的所有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有了这个初心，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整顿和发展，就有了政治方向。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变，也就会由目前形式的转变进而发展成为内容的转变。这个转变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使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又重新找回了人类社会的信仰，并且是人类最崇高的信仰——共产主义。
第三，反腐败提振了人们对党和国家未来的信心。过去民间有句话，叫做“不反腐败亡党，反腐败亡国”，表达了人们对党和国家未来的高度失望。十八大以来，“零容忍全覆盖”式的反腐败运动，提振了人们对党和国家克服腐败的信心，重新看到了希望。虽然在反腐败的力度上，现在不如江泽民时代那样对贪官大开杀戒，而是采取了一个不杀的政策，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刑不上大夫”的古代做法，但是在反腐败的广度上却是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覆盖面。就拿现在网上流传的“天津市委市政府集体被捕”的名单来说，被抓捕的天津市干部完全可以组成一个从上到下完整无缺的市委市政府庞大机构。如此广大的覆盖面，的确是古今中外古往今来前所未有的。
虽然反腐败本身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他对振奋人心的作用是巨大的，能够恢复人民群众对党的希望、期望和盼望，为进一步解决中国各方面问题打下坚实的民心基础。
第四，一带一路战略正全面铺开，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的一步，具有重铸乾坤的历史作用。此前我们曾经多次讲过，西方国家的崛起，是通过军队和传教士实现的，走的是战争崛起的道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东方文明大国，纪不能重蹈战争崛起的帝国主义道路，而只能实行和平崛起。开辟和平崛起道路，是中华民族复兴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将由此开辟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主席语）的崭新发展道路。
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就不能依靠战争和宗教，而只能依靠两条——经济和文明。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经济发展道路；大众政治文明，就是中国崛起的文明武器。那些右派和党内健康力量，总是一提大众民主就误以为我们是要走回头路。其实不是，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是未来人类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精英政治的新的政治文明。只是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只讲一带一路这个中华民族崛起的经济武器。
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重要作用在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国际而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正在像习总所讲的那样，把整个世界变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必须主动融入和推动这个历史发展大趋势，朝着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就是中国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沿着和平崛起道路，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迈进的重大历史步骤。
另一方面，就国内而言，世界所有跨国公司在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掠夺性开采，几乎已经挖光了中国的所有资源，中国未来庞大经济的运转，只能依靠世界资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否则，中国经济就只能走向全面崩溃。就这一点而言，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战略，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战略。所以，我们必须像爱护自己的血管大动脉一样，维护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在另外的文章中专门阐述。
总之，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率领世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战略。
二，现在必须迈出生死成败的第二步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十八大以来，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组织上展开反腐败运动，意识形态上回归马克思主义，外交上实行一带一路战略，已经迈出了中华民族复兴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这第一步将带来什么结果，是再上一层楼，还是半途而废，就取决于接下来的第二步了。上述这四个方面迈出的第一步，是一把双刃剑，这把双刃剑最终是伤敌还是伤己，就是由接下来的第二步决定的。第二步是生死攸关的最关键一步。
上届领导班子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其中“以人为本”，建立“五有社会”和“和谐社会”，在道义上完全占据了历史和世界两个制高点，这也是当时中国能够挫败西方“颜色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可就是因为没有落实和保障的第二步措施，最后只能是无疾而终。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特别是上述四个方面已经形成了民族复兴宏大战略的第一步，规模和气势都远远超过科学发展观，成本和风险也远远超过科学发展观，一旦第二步踏空，上述第一步那四个方面的双刃剑作用，必将会带来难以想象的来灾难性后果。那么第二步怎样做才能不使第一步踏空呢？
第一，在政治上要把加强中央集权和扩大百姓民权结合起来，把中央集权建立在百姓民权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我们多次指出，十八大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是拨乱反正，挽救中华民族的一项根本性措施，这一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得到证明。同时我们也多次指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百姓民权，约束地方官权，限制外来洋权。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的一条真理。
习总最近在三个自信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文化自信，什么叫文化自信？首先就是对中国数千年政治文明的自信。正是这个自信告诉我们，解决当今中国问题，需要的不是地方分权，而是加强中央集权，具体讲就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但是，加强中央集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中央集权是建立在官权基础上，就像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那样，那对13亿中国人民来讲就是灾难，对中华民族来讲就是灾难，特别是在当今网络社会基础上，建立在官权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就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房屋一样，随时都会在官权泛滥和民众造反的大潮中轰然倒塌，即使是凭借武力勉强能够存在，也会因为国内矛盾尖锐而无力抗拒西方帝国主义，最终只能成为苟延残喘的西方帝国主义附庸。可是，如果把中央集权建立在百姓民权基础上，则会对内对外同时爆发出改天换地的巨大正能量。
一方面对内来讲，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相结合，以百姓民权为基础，中央集权就会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变成老百姓约束地方官权的依靠，变成老百姓改造社会，战天斗地的工具，老百姓才会自觉地把国和家看成是一体，平时为国尽力，战时为国尽忠。世界各国语言中只有汉语把国和家放在一起，合称“国家”，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对外来讲，在国内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情况下，只有中央集权制，能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潜在能量全部激发起来，形成任何敌人都不可战胜甚至敌人不敢正视的强大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连那些西方所谓民主国家，战时也要采取中央集权的根本原因。至于战争结束时西方国家放弃中央集权，不是因为中央集权不好，而是因为资本集权的需要。
谈到这里，或许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毛主席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实行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相结合了。因为中央集权具有巨大的威力，百姓民权能够决定中央集权的性质，两者相结合，中华民族就无敌于天下。这就是当年毛主席说什么，美国总统尼克松就答应什么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当今中国面对日本抢占钓鱼岛、美国割让中国南海、韩国在中国家门口安装萨德导弹等一系列侵略和围攻行为，而无能为力的根本原因。民众是战争之本，是胜利之源。这个道理经过我们国家一再宣传，连那些研究中国几十年的西方国家，也慢慢懂得了这个道理。并且正利用这一点，在一步一步地向中国进攻，把中华民族再次逼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第二，把反腐败和惠民生结合起来，以此来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在党中央和习总周围。可以说本届领导班子最大的亮点，就是“零容忍，全覆盖”的反腐败运动，中国老百姓之所以在过年时把习总画像和毛主席画像一齐请回家中，就是不走过场的反腐败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把希望寄托在了习总身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反腐败本身并不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实际利益，老百姓拥护反腐败，主要是为了维护天地正义，如果这种情感一直落不到实处，老百姓的热情和希望就会冷下去，反腐败带来的巨大反压，就有可能压垮反腐败的力量。当年国民党内部的反腐败力量，就是被这种巨大反压所压垮的。
因为腐败直接危害的并不是老百姓利益，而危害的是官僚集团的利益，破坏的是官僚集团内部的分配关系。所以，只要腐败现象没有覆盖整个官场，而只是少数现象，依靠官场内部的健康力量，就完全可以解决腐败现象。这就是毛泽东时代能够轻而易举解决腐败的主要原因。但是，一旦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腐败的作用就会发生变化，不仅不再会危害官僚集团的利益，不再会破坏官僚集团内部的分配关系，反而会成为整个官僚集团的普遍利益，成为把官僚集团凝聚成一个拳头的利益纽带。此时如果反腐败，特别是大规模反腐败，都会引起官僚集团的整体反抗，对官僚集团内部的反腐败力量形成巨大反压，最终会彻底压垮内部的反腐败力量。这时如果没有民众力量的支持，反腐败运动必将难以善终。当年蒋经国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就是这样失败的。建国后毛主席讲，多次解决官僚主义问题不成功，也是失败在这个地方。所以最后才不得不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发动群众具有多种形式，不仅仅是文革一种形式，拿破仑和普京的成功，也是发动群众的结果，今天中国把反腐败和惠民生结合起来，同样是发动群众的形式。今天的反腐败惠民生，就是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当年如果只打土豪，不分田地，老百姓就会对打土豪失去兴趣和支持；同样，如果今天只反腐败不惠民生，老百姓同样也会很快丧失兴趣和支持。目前已经出现了这个苗头，反腐败轰轰烈烈，查处的腐败分子不计其数，天津市查处的腐败分子，从市委书记到下面的厅局长，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市委市政府。可见现在腐败分子数量已多到什么程度！现在腐败分子的贪腐金额，又都是几亿几十亿上百亿，几乎个个都是天文数字。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反腐败反出来的的巨额贪腐资金哪里去了？可能有人会说，这些腐败资金进入国库变成了财政收入。这样做，恰恰是切断了反腐败与惠民生之间的利益联系，造成反腐败与惠民生之间相脱节，把反腐败变成了既得罪官僚又不讨好百姓的政治游戏，最后除了安排几个得力干部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反腐败查处的巨额资金，用于改善民生。比如建立大病保障基金，对患有癌症绝症等大病的普通民众实行免费医疗，这是当前基层百姓最为生死攸关的天大问题；还可以用来建立教育基金，对普通民众实行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这是连古巴朝鲜都能做到的事情，中国早就应该做到。现在用腐败资金来做，又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更是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如果用腐败资金建立了这一系列针对普通民众的福利保障制度，把反腐败和惠民生联系起来，让老百姓尝到反腐败的实际甜头，老百姓就会像当年豁出命去拥护“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同样会豁出命去拥护“反腐败惠民生”的政策。此时的反腐败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也会像普京那样，形成新时期发动群众的新形式。
这样做还有一个巨大作用，就是对腐败分子形成真正的灵魂震撼作用。当腐败分子看到，他们冒着巨大风险所贪腐的资金，最终全用在了老百姓身上，完全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们的灵魂和价值观就会受到深深的震撼，即使是完全从个人利益来考虑，许多人也会放弃贪腐之路。再加上，当包括底层百姓在内的人人都有了福利保障之后，许多官员也就没有必要再贪腐。如今许多官员贪腐，并非完全是主观品质造成的，社会缺乏福利保障也是推动许多官员走上贪腐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他们看到那么多老百姓因为没有福利保障，一场大病就要倾家荡产，并且倾家荡产也仍然救不了命的时侯，作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很难保证他不为亲属着想，去捞一笔钱作为自己亲属的个人保险。可能最初仅仅是为亲属着想，但是这个口子一开，也就刹不住了，由此走上了腐败这条不归路。从这个角度来讲，许多贪官甚至绝大多数贪官，完全是被这个穷人没有保障的社会逼上腐败道路的，是典型的逼良为娼，逼良为匪，逼上梁山。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坚持认为绝大多数干部包括那些贪腐干部都是好的，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就目前而言，即使是还没有机会把腐败资金用于民生，也应该立刻着手解决一些老百姓最为关心、与老百姓利益最为密切的重大民生问题，至少是不能再继续出台损害老百姓利益的政策。比如遏止目前疯狂暴涨的房价和副食品价格，房价和物价反映政府的良心，所以政府要像重视生命一样，重视房价和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的上涨。现在情况却是相反，一边反腐败得罪官员，一边实行价格市场化，推动价格上涨，得罪老百姓，如此下去，岂不是把中央自己逼上绝路？所以，反腐败应该与惠民生结合起来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