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大灾刁民”的亡国征兆？
张宏良
眼下，人们在谈论尚未完全过去的洪灾时，各地出现了一个共和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名词——刁民现象。各地在抗洪救灾中普遍遇到了刁民的阻碍。刁民通常是指专门刁难官府、刁难官员的人，是历史上统治阶级对那些消极反抗的老百姓的蔑称。倘若是在平时，刁民现象的出现，只不过是一个社会走向衰亡的病态反应，并不足以让人恐惧；倘若是在自然灾害面前，刁民现象的出现，特别是在大战之前刁民现象的出现，则几乎是确定不移的亡国征兆，必须加以高度警惕。
为什么刁民现象的出现如此可怕？因为刁民的出现，往往是一个社会内部已经烂透了的结果。一般情况下，老百姓是不敢也不愿意与官府为敌的，在老百姓眼里，如同宗教是来世的希望一样，官府则是当世的希望，把官府看得神圣无比。中国老百姓总是讲“人情比天大”，但是在官府面前就不行了，就变成了“人情似铁，官法如炉”，人情要毫无保留地服从于官法。包括杀贪官闹革命，也是为了维护官府的干净，而不是要消灭官府本身。可见官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何等至尊！若非官府已经彻底烂透，老百姓绝对不会对官府不敬，更不会与官府为敌。所以，一旦到了老百姓拿着官府不当回事的时候，说明官府已经基本腐烂；而一旦到了老百姓又不积极反抗，而只是放刁撒泼耍无赖的消极反抗时，说明老百姓也已经开始腐烂。这两个方面的腐烂，决定了国家的衰亡将不可避免。
但是，虽然刁民现象的出现，是社会腐烂的标志，是老百姓自身腐烂的标志，但是只要不跨越底线，只会造成国家逐渐衰败，还不会直接造成亡国灭种的大祸临头。这个底线是什么？就是在自然灾害面前的刁民表现。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最大影响，就是能够在瞬间唤醒人类的类本质，使人类的“小我”能够在瞬间被“大我”所战胜，人人都能得道，个个都能成佛，哪怕是流氓恶棍，土匪强盗，小偷无赖等平常被视为人渣的人，也能够在那一刻具有视死如归的英雄精神。所以灾难往往是人类团结起来的最强大力量。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种种罪恶品质不是与生俱来的天然品质，而是人类社会自己创造的私有制造成的，是私有制把人变成了好人和坏人，把人变成了英雄和罪犯。而一旦爆发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会在瞬间消除私有制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使所有人在瞬间能够回归人类的共同本性，所以大家人人都会成为英雄。唐山大地震，九八年洪灾，汶川大地震，人们在灾难面前的众志成城，团结一心，就是一个典型明证。
正是因为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绝不会再有什么坏人，哪怕是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的杀人犯，他的崇高情感也不会亚于任何英雄模范，所以一旦在自然灾害面前，仍然会有许多坏人，特别是会有许多刁民，那就说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已经烂透了，已经烂到了彻底丧失了人类的类本质的程度，已经与其他兽类畜类禽类等物类没有了本质区别，唯一能够把这些人纳入人类生活轨道的，就只有国家暴力这一种力量。一旦发生外敌入侵或国内动乱，国家暴力机关失去正常功能，这些刁民马上就会变成“暴民+顺民”那样的汉奸恐怖势力——在同胞面前是暴民，在侵略者面前是顺民——亡国之日也就不可避免，至于能否灭种，那就只能看侵略者的心情了。这就是出现刁民现象——特别是在自然灾害面前的刁民现象——的可怕之处。
在此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哪里来的刁民现象？是谁把中国老百姓变成了刁民？莫说是新中国一建立刁民现象就早已绝迹，就是在猫论盛行的八九十年代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刁民现象。无论是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还是1998年大洪水，甚至2008年汶川大地震，都没有出现过刁民现象。那么这种刁民现象是如何而来的呢？仔细梳理改革开放的历史就会发现，现在的刁民现象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猫论”长期发酵的结果。精神领域的变质如同食品的变质一样，也有一个发酵的过程。30多年猫论毒素的发酵，最终彻底瓦解了中华民族的伦理意识。此前我们曾经多次指出，猫论导致的中国腐败，已经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腐败，以往任何腐败都只是官场上的政治腐败，而当今中国则是社会肌体的全面腐败，不仅官场上腐败了，老百姓这个层面上也腐败了。因为老百姓是社会道德的主要载体，随着社会道德伦理的崩溃，老百姓自然也选入了道德腐败的泥潭。二是越来越以法制教育代替伦理教育的结果，这是刁民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下面我们就集中谈谈这第二个原因。
多年来我们一直指出，所谓法治是西方敌对势力和汉奸法律党为中国设置的最大政治陷阱。法治是一个国家最后的管理手段，如同一个家庭把所有家务全都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往往是到了家庭最后崩溃时期的不得已手段，绝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家庭的正常管理方法。佛家讲的所谓“末法时代”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中国官僚集团为一己私利，接受了法律党的误导，用法治教育代替伦理教育，用法律意识替代伦理意识。结果造成了整个国家只有法律意识，没有伦理意识，最终导致了天理人伦的全面崩塌。此前我们一直反复强调，法律一旦离开了伦理，就会变成作恶工具，就会把人类社会完全变成“只管强弱，不管是非”的兽类社会。当今中国就是如此。官员和精英不能说是百分之百，至少也是99%已经完全丧失了伦理意识，相当一大部分老百姓也已经基本丧失了伦理意识。
大家只要看一下法庭上那些被告就会对此十分清楚。无论是贪污受贿的贪官还是民间的刑事犯，一张口就是“自己法律意识淡薄”，而没有一个说自己是伦理意识淡薄，猪狗不如，根本就不是人。可见这些人缺少的根本不是法律意识，而是伦理意识。古往今来，从官场到黑社会都不准贪污受贿，即便是法盲也懂得这个道理，难道那些贪官能够不懂？其实不仅法律意识他们懂得，伦理意识他们也懂得。因为伦理意识是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在接受的行为规范，除了神经失常的人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伦理意识。当今中国人之所以没有伦理意识，不是没有接受过伦理意识的教育和熏陶，而是被后来接受的法律意识给替代给铲除掉了。而且这种替代和铲除，并非仅仅是观念上的替代和铲除，而是生活中的替代和铲除。因为在一个实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的社会里，任何遵循伦理意识的人，都只能会成为他人摧残的对象，都只能成为社会淘汰的对象。正是在这种残酷的兽类竞争中，人类社会的伦理意识被淘汰得干干净净。
只是让人感到遗憾并让未来历史学家感到不解的是，当今中国法律意识对伦理意识的全面淘汰，并非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而是政府有计划有目的推动形成的。这是中国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伦理犯罪的主要不同之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伦理犯罪，主要是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竞争中自发形成的。中国伦理意识的丧失，则是在政府推动下形成的。八十年代末就开始流行并且到21世纪初终于成为国家大政方针的那句“法无禁止皆可行”的政策，就是政府用法律意识逐渐淘汰伦理意识的一个典型例证。“法无禁止皆可行”这句话，等于是判处了所有道德伦理的死刑。因为道德伦理本来就是没有触犯法律的一种软约束，就是在法律范围之外的一种自我约束和社会约束，如果不违法什么都可以干，等于是宣布可以践踏任何道德伦理，不仅可以任意践踏，而且对道德伦理的这能任意践踏还会受到法律保护。与此同时，那些维护道德伦理的人反倒会受到法律制裁。可见中国伦理意识的丧失，完全是政府被误导而有意推动的结果。
当然，对中国伦理意识摧毁得最彻底的，还是政治伦理缺失造成的，特别是政治乱伦造成的。多年来我们一直指出，政治伦理决定道德伦理，道德伦理决定社会的健康程度。多年来我们至所以一直坚持批判邓小平的猫论，就是想要解决最根本的政治伦理问题。请大家注意，政治伦理和政治真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真理错了，最多也就是个颠倒黑白、误入歧途的问题，社会付出的代价较小，挽救起来比较容易；而伦理一旦错了，就会形成白就是黑、黑就是白的彻底混乱，会造成整个社会精神领域的彻底崩溃，如果不爆发大的灾难，单凭人力很难挽回。
特别是对真理辨别的错误，只是会毁掉一个政府一个朝代，而政治伦理的丧失，则是会毁掉一个民族一代百姓。所以政治伦理应该是政治家不能越过的最后底线。你可以说鸡蛋是黑的，也可以说是白的；你可以说西门庆很好，武松很坏等等；这些都属于认识问题和立场问题，并不属于伦理问题。但是，如果你说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西门庆就是武松，武松就是西门庆；那就属于基本伦理问题了。在这个基本伦理问题上，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官僚，还是当今西方国家的政客，都很少有人敢跨过这个伦理底线的，唯一敢跨过这个伦理底线的，就是邓小平。西方的政客充其量只是说资本主义好，社会主义坏，但是无人敢说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他们只是否定了真理，但是却并没有突破伦理。邓小平突破伦理底线的地方就在于，他公开宣布说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西门庆就是武松，是有特色的武松。这话立刻被中国知识分子抓住了，奉为是伟大的政治禅机，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由此把中国推上了道德伦理的不归路。
邓小平不仅在理论上突破了中国的政治伦理，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上彻底践踏了中国的政治伦理。邓小平在实践上突破政治伦理底线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比赵高指鹿为马还要更加荒谬的江青定罪案。在此我们暂且不谈江青的是非对错问题，只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该项定罪的荒唐。给江青的定罪是“反革命集团首犯”，反革命的罪证就是一系列极左言行。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谬之处就在于此。本来，极左是太革命，极右才是反革命。邓小平却把这两个彼此对立、互不相容的相反罪名，同时扣在江青一个人头上，这就如同说一个人会同时站在地球两极那样的荒唐。法庭审判时，江青的罪名是“复辟资本主义”；平常批判时，江青的罪行又是极端仇视资本主义。如此突破政治伦理底线的荒谬做法，估计在人类历史上除了邓小平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想得出来。由于这个案子是人人皆知，对道德伦理的摧毁也是人人受害，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看到了，这个世界只有力量强弱，没有是非对错。只要有力量，什么荒谬绝伦的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并能够得到崇拜，于是整个中国就变成了没有是非对错、只有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
就拿这次洪灾本身来说，就可以看出各地政府的政治伦理已经堕落到了何等程度！就会明白为什么在自然灾害面前，中国老百姓会不可思议地变成刁民。南京一位女官员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在抗洪中造型摆拍，让七八个武警战士在洪水中按住她的皮划艇，供她摆拍各种指挥抗洪的英雄姿态。连98年大洪水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去前线指挥抗洪，都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南京一个女副区长就能摆出这么大的谱来，本身就已经足够荒唐。可是更加荒唐的是南京市政府伦理意识的彻底丧失。
本来，抗洪救灾十分火急，古今中外所有在此场合发国难财的，一律当场击毙，格杀勿论。前面说过，自然灾害会激发人类的类本质，能在瞬间唤醒人类的崇高感。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如果在自然灾害面前仍然无法回归人类本质，趁机发国难财的，就已经是禽兽不如，枉为人形了，哪怕是只抢一桶水，只抢一包面，为了捍卫人类尊严，也必须格杀勿论。对此，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以此而论，南京市这位官员的所作所为，显然已远远超过了一般发国难财的盗抢行为，并且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不仅应该撤职，而且应该法办，即使是当场就地正法，亦属正常。可是南京市政府却公布说，事后这位副区长的离职是属于正常调整，与洪灾中摆拍造型完全无关。可见在南京市政府眼里，让本来应该去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七八个武警战士停下来为官员在洪水中摆拍造型这种罪恶行为，完全是一种正常行为，无伤大雅，更无需大惊小怪。由此可见，南京市政府的政治伦理，已经堕落到何等程度！不仅已经突破了共产党的基本底线，同时也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底线。面对如此政府，老百姓又焉能不会成为刁民！
伦理意识是人类的基本意识，无论政治伦理还是社会伦理，都是超越阶级和集团意识的人类底线意识。由于历史上各个阶级和各种政治力量，都是以先进力量自许，又要争取天下人心，所以很少有人敢突破人类的伦理底线，大都在这个底线范围内进行活动。也正是因为大家都在受着人类社会伦理底线的束缚，不敢越雷池半步，所以如果谁一旦突破了这个底线，将会立刻将对手置于淬不及防的绝命死地，获取政治上的决定性胜利。这就是突破伦理底线的优势作用。但是，突破伦理底线的胜利，是代价巨大的胜利。虽然它能使一个人，一个集团，获得暂时性的历史胜利，但是它将会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推入万劫不复的灾难深渊。所以历史上很少有人会选择这种胜利方法。
在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那么多叱诧风云的人物，只有邓小平敢于突破人类社会的伦理底线？这并非完全是由邓小平的个人品质决定的，而是由当时中国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具体特点决定的。邓小平走上历史舞台时所要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与以往暴力革命的最大不同，就是把当时10亿中国人民全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自觉战士，面对这10亿个自觉的战士，那是任何阶级力量所无法对抗更是无法战胜的。当时邓小平之所以急于投靠美国，解放地富反坏右，重新扶持被打倒的新疆西藏等反动阶级上台，就是要把社会所有的邪恶力量全都集中起来，与文化大革命所形成的10亿有觉悟的人民相抗衡。否则，邓小平也不会轻易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把毛主席好不容易收回来的台湾，又拱手送给了美国。
但是，佛魔同体，善恶同源。人心一半是佛，一半是魔。把佛的一面释放出来，人人都是尧舜；把魔的一面释放出来，人人都是盗贼。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把人心中佛的一面，向善的一面，追求真善美而否定假恶丑的一面，充分释放出来了，10亿中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强大信念，是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改变的。要改变这种力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人心内部下手，把人心中魔的一面重新释放出来，让10亿老百姓自己变坏，否则，要想把10亿老百姓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交出公有制，交出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和免费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怎样才能让10亿老百姓人心变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突破人类基本伦理，把老百姓变成只知追求物欲的与动物没有二致的纯粹生物体，让所有还保留有人类崇高精神追求的人走投无路。于是“猫论”出现了，“做明白人”代替了“做好人”，“干实事”（贪污受贿、坑蒙拐骗最实惠）代替了“干好事”，毛主席留下的“佛法三宝”便被彻底摧毁了。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中国成为古今中外唯一失去伦理约束国家的根本原因。
中国伦理意识的丧失过程，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佛与魔的著名对话。魔对佛说：我要毁掉你的佛法。佛说：佛法是正法，无坚不摧。你毁坏不了。魔嘿嘿一笑道：我就是要用你的佛法来摧毁。等你涅磐后，我也会以百姓之心为心，顺应百姓的欲望，让百姓去追求吃喝嫖赌。再让我的弟子全都穿上你的袈裟，进入你的庙宇，诵念你的经文，毁掉你的佛法易如反掌。佛听后默然不语，片刻，泪水潸然而下。这段对话，其实就是对文革后中国复辟变质、伦理尽失的经典预言。
面对如此危机情况，我们该怎么办？特别是在战争阴云不断向中国周边聚集的今天，如何才能把伦理意识重新注入我们民族，清除腐烂的刁民现象，让整个民族重新振奋起来，重新恢复对真善美的精神追求？毛主席作出了明确回答，佛对魔也做出了明确回答，这就是，脱掉袈裟，走出庙堂，回到民间，把那些穿袈裟的和尚，全都变成假和尚，重新成为老百姓的对立面，这样他们就无法打着佛家旗号继续行骗了。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所指出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所展示的道路就是这个道路。既然庙宇已经被魔占领，袈裟已经被魔穿上，佛经已经被魔诵读，那就只能离开庙宇，脱掉袈裟，扔掉经文，重新融化于老百姓中间，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出路。
所以释迦牟尼才说，我涅槃后的末法时代，佛门中将是坏人挡道，好人难活，真正的和尚都会被赶出佛门。所以，末法时代穿着袈裟弘扬佛法的，肯定是流氓假和尚，大家千万不要相信。那么相信谁呢？就是要相信那些穿着便衣做好事的人，这些不居庙堂、不穿袈裟、不读经文的人，才是真佛真菩萨真和尚。看了这些大家再重温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谆谆教诲，是不是会有所感悟？是不是对毛主席临终前号召全党全国批邓，中国左翼力量多年来坚持批邓，会从哲学和历史的层面，会从民族生死存亡的角度，能够有所新的认识？大家再看近些年来席卷中国大地的红色大潮，中国左翼力量所走的不正是当初毛主席和释迦牟尼所指出的这条复兴之路吗？我们承认，左翼力量对邓小平的批判，的确是为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利益，但绝不仅仅是为了劳动群众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人类的根本利益。当今中国出现“大灾刁民”这个历史罕见的现象，再次印证了邓小平“猫论”对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的致命危害。
总之，“大灾刁民”现象的出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局部性的小事情，而是标志着中国的腐败已经中国由官场蔓延到了民间，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普遍腐烂。这对于战争阴影笼罩的中国来讲，后果极其可怕。萨德导弹，南海诉讼案，台独公开化等事件，绝不象五毛党误导党和政府所宣传的那样，是什么中国在节节胜利，而是相反，表明战争和危机的阴影正在逼近中国。仅仅是不久前，中国周边的战争因素也就是一个钓鱼岛问题，可是现在，却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战争因素，中国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危险。南海诉讼案以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平静了，但是美国提出的南海必须在“绝对的法治，绝对的法律程序”以下由各方对话解决，整个欧洲和日本也都是这个声音。所谓“绝对的法治和绝对的法律程序”，也就是指中国必须去执行海牙国际法庭那个草台班子的判决。美日欧的这个新主张，实际上远远加大了中国周边的危机，加大了战争的因素，而不是什么中国胜利了，更加和平和安全了。
可见，没有任何时候比此时此刻出现国民精神的腐烂更加危险得了，我们必须争取在战争爆发之前，一定要用能够使整个民族精神焕然一新的毛泽东思想，取代会造成并且已经造成了精神上一盘散沙的邓小平猫论，把中华民族重新凝聚起来，振奋起来，以迎接中华民族崛起前的最大考验。即使是目前还公开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至少也应该立刻停止对毛泽东的淡化处理，悄悄地用毛泽东思想取代邓小平理论，这是中华民族能够避免战争或者不能避免战争而能赢得战争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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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