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两极分化比经济两极分化更加可怕
—对《北京400多个骗子协会》的点评
张宏良
下面是在北京的“山寨社团”也就是“骗子协会”的部分名单，其中仅仅带“中”字头的骗子协会就有400多家！这400多带“中”字头的骗子协会，还仅仅是带“中”字头的骗子协会的一部分。全国究竟有多少带“中”字头和不带“中”字头的骗子协会，我们手头没有统计资料，但即使是按照已公布和未公布的比例是1：1这个最保守的数字计算，带“中”字头的骗子协会也有上千家；如果再按照带中字头和不带中字头是1:100这个最保守的比例计算，全国的骗子协会将不下百万之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庞大数字。
在此，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骗子协会的社会危害作用，我们只想提醒社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今中国会有这么多骗子协会？可以说是超过了全世界骗子协会的总和？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当今中国以协会等为名的各种团体，已经成为了把99%穷人排除在外的富人的一种特权。这就是当今中国骗子协会遍地存在的根本原因。据人民日报报道，截止到2015年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正式社团超过66万个。这66万个以协会、研究会、基金会等为名的社会团体，基本上是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为主体的官员和富人所组成，其中估计没有一个来自于社会底层的穷人社团。这就是当今中国富人和穷人政治待遇不同的基本状况。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私有化改革遭到了穷人的普遍反对，得到了富人的一致拥护，因而社会越来越把穷人当作防范对象，越来越依靠富人。
对于富人来讲，无论成立什么形式的社团，政府部门都一概支持。不仅支持，而且上一届国务院就已宣布，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一部分政府管理功能交给社团履行。如此以来，就由目前的“权钱交换”社会变成了“权钱一体化”社会。今后的富人就可以用两种身份来管理穷人：在企业内部以老板的身份管理穷人；在企业外部以政府代理人的身份管理穷人。这就势必会把整个中国变成30年代的“上海滩”。
可是对于穷人来讲，无论成立任何形式的社团和组织，都会被严厉禁止，等不到太阳下山警察就会找上门来。而且是越来越邪乎，现在莫说是底层群众不能成立社团，就算是组织社会活动，只要没有官员和富人出头，也是在严禁之列。不仅是纪念毛主席等被列为敏感性的活动被严厉禁止，就是群众自发地纪念党和国家的重大纪念活动，也要被严厉禁止。比如今年各地群众纪念建党9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等活动，就遭到了地方政府的坚决取缔，并且不给任何取缔理由，连一个字的解释都没有。
这种状况久而久之下去，就使中国虽然没有立法禁止成立穷人社团，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成为全世界只有富人社团而没有穷人社团的唯一国家。如同早年我们曾经指出的另一个唯一那样，中国虽然没有立法禁止创办左翼报刊，但是长期反左的结果，却使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没有左翼报刊的国家。这种政治待遇上的贫富两极分化，比之平常大家比较关注的经济上的贫富两极分化，性质还要更加严重，后果还要更加可怕。它会把99%的人民大众推到国家对立面上，使国家变得脆弱不堪，稍有风吹草动，遇到外来力量冲击，整个大厦就会轰然倒塌。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历史上很少有国家敢于实行政治上的贫富两极分化。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还是封建专制国家，都不敢实行这种政治上的贫富两极分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是通过金钱的力量控制社团和报刊，但是却没有公开剥夺穷人成立社团和创办报刊的权利；中国封建社会更是如此，县衙门前放一个大鼓，富人和穷人都可以击鼓鸣冤，历朝历代都没有过只允许富人击鼓鸣冤，不允许穷人击鼓鸣冤的规定。像现在中国这样，只允许富人搞社团办报刊而不允许穷人这样做的现象，可以说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所谓民主社会，从政治上来说，其实就是两大支柱，一是社团民主，二是言论自由。民主社会的这两大支柱在文革时期发展得最为充分，当时的群众造反组织可以随便成立，无需任何部门批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更是被写入宪法，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民主程度发展最高的时期。文革结束后，这两大民主支柱遭到了彻底否定。西方宪政民主被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而否定，文革大众民主被当作“浩劫”而否定。特别是党内腐败势力及其豢养的五毛党，他们否定西方宪政民主，不是要创造比西方宪政民主更高的民主，而是否定民主本身，把民主称为是颠覆中国的和平演变阴谋，把要求民主的人民大众称作是敌对势力，从而大大加剧了中国政治的贫富两极分化状况。这就是我们一再揭露五毛党祸国殃民堪比汉奸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由富人和穷人不同政治待遇造成的中国社会政治上的贫富两极分化，是比经济上的贫富两极分化更加可怕的矛盾现象，它将是未来造成中国动荡和分裂的最主要原因，所以必须立刻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给富人和穷人相同的政治待遇。能否则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华民族能否克服危机、走向复兴的根本前提。
张宏良微信公众号：Zhanghongliang010
2016年6月20日
